2月27日，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在2017年度打假工作沟通会上披露，2016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门共认定和处理制假售假案件线索4495条，案值均高于目前《刑法》所规定的5万元起刑标准，但最终收到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，制假售假案件受到刑事处罚的比例不足1%。
发现制假售假线索如此之多，且标的均达到起刑标准，最后受到刑事处理的九牛一毛，比例不足1%，这是对制假售假的纵容：你罚你的，我制我的，我售我的，真正被抓起来受罚坐牢的，只能说自己点太背了。
尤其是，根据《网络管理交易办法》的规定，有些制假售假可能只受到行政处罚，罚个几千数万的，相对于制假售假所获得丰厚收益，这点处罚可以忽略不计，罚完之后，一定会重操旧业。
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总监叶智飞就提到一个案例，2015年，阿里输出线索联合公安打掉一个制售假LV案，并抓捕了制假者。一年后，在和公安配合打掉另一个制假窝点时发现，这次与之前的案子居然是同一批制假者。
制假售假的成本太低，是当下社会被假货困扰的重要因素。只有让制假售假庞大链条上的每一个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刑事处罚，才能让他们惧惮，才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走向自主创新，引领未来发展的可行之路和必经之路。
诚然，刑事处罚比例太低，与制假售假难难于界定有关。要找到制假售假者，在目前的电商平台上，可以通过平台治理大数据模型体系主动防控、权利人举报、消费者投诉、神秘抽检等方式筛查认定。
但是，这些筛查的结果还需要作司法上的认定，才能作为司法证据使用。这就涉及到如何界定制假售假，以及对制假售假处罚的法律依据问题。如果对制假售假的界定模糊，对制假售假处罚的法律依据也模糊，那么执法机关对案件就会定性难、定量难，立案后进入司法程序更难。
事实上，面对制假售假，现行相关法律规定确实存在过时、过宽、模糊和难以执行的缺陷。比如，目前法规从结果来定罪，考虑假货对人身的伤害，而这样的结果往往难于界定。又比如，定罪标准主要考虑销售金额，证据比较单一，这些都束缚了对制假售假者的打击，使得很多制售假货分子成为不倒翁，及时被揭露出有制售假货行为也难以受到应有的处罚。另外，阿里巴巴抽取了多份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书，发现即便推进到判决阶段，绝大多数案例只被判缓刑，受到实刑处罚的犯罪分子少之又少。
美国、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制假售假处罚相当严厉。以美国为例，联邦法律规定，制假售假初犯者将面临10年以上的监禁，重犯者将面临20年以上监禁和500万美元的罚款，因假货造成死亡后果的个人将会被终生监禁。对于公司处罚就更加严厉，罚金高达1500万美元。
公众对假货深恶痛绝，假货泛滥既是对知识产权的侵犯，假货容易形成劣币驱逐良币，是对“万众创新”的破坏。从发展新兴产业，从保护知识产权而言，都需要打假。
现在需要改变我国对制假售假的处罚力度过小的现状，真正为打假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，就像我们对酒驾原来也非常宽松，导致酒驾车祸频发，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危害。酒驾入刑后，酒驾明显减少，因酒驾造成的车祸也大为减少，这说明，严法对酒驾起到震慑作用。
治乱须重典，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，增加制假售假者的违法犯罪成本，才能真正震慑其行为，不敢心存侥幸，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假货。
